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建构“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为之奋斗一生的理论主题与价值追求。这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有关文明的洞见必然具有人学意蕴。如果说恩格斯把文明理解为“一种实践事物，是一种社会属性”，由此为文明观奠定了存在论基础，那么马克思把文明的“原则高度”理解为“人的高度”，则为文明观赋予了人学意蕴。
马克思文明观的独特性质
鉴于文明概念在马克思的文本世界中具有多重含义，所以要先行辨析马克思的文明概念，否则相关讨论势必沦为马克思所批评的“这一切都是由于‘文明’的空话而说的”“庸俗的见解”。大体说来，马克思的文明概念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文明概念是指人类摆脱了蒙昧野蛮状态的“文明时代”。随着氏族的解体、分工的发展和国家的确立，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这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明观。
第二种文明概念是指各地域分别形成的文明样态。马克思既探究西方文明的发展脉络，也关注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历史命运。这是文明的复数形式，即文明要素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表现形式，具有不同的文明面貌和各自的文明理念，因此是多元平等、交流互鉴的关系。
第三种文明概念是指社会发展的进步状态及其积极成果。基于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人们把不同社会归纳为“未开化”“半开化”和“文明社会”。马克思也沿袭这种文明观，把“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理解为“文明的一切进步”。
第四种文明概念是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状态及其条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以往全部历史都称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与人类学的文明概念相比，马克思的“史前时期”显然是转喻意义上的前文明概念，这反而彰显出马克思文明观的真实意蕴。在马克思看来，文明的真正开端，即“人类社会”，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马克思划分“史前时期”与“人类社会”的判断标准正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如果说前三种文明概念是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通用的文明概念，那么第四种文明概念则标识出马克思文明观的独特性。文明不仅被理解为社会客体的进步状况，同时也被理解为作为主体的人的发展水平。
马克思文明观的主体转向
与以往文明观相比，马克思文明观的重心从社会客体转向人的主体。他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文明，实现了文明观的“主体转向”。根据唯物史观，文明发展固然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而人的发展则是文明发展的原则高度。
首先，人的发展是衡量文明程度的评价尺度。之所以说前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相比于资本主义而言是野蛮落后的，就是因为人受制于直接依赖关系或依附关系而没有独立性，同时人的能力也“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同样，与社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也是野蛮落后的。一方面，资本主义没有摆脱以往文明发展的“对抗规律”，文明“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少数人的文明是以多数人生活在“文明的阴沟”为代价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增加新的矛盾，即人与物的颠倒。古代世界的崇高在于人是生产的目的，而现代世界把人沦为物的手段，物的发展则是以人的异化为代价的。
其次，人的发展构成了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马克思看来，文明的发展动力源于人的发展，准确地说是源于自由时间。针对资产阶级“资本等于文明”的观点，马克思指出，“既然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所以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在此，马克思直接把自由时间视为文明。因此，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勾勒出从必然王国通往自由王国的途径时，他把“工作日的缩短”视为“根本条件”。
凸显人的发展在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是要把人的发展同社会发展对立起来。基佐也提出，文明由两大事实组成，即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人自身的发展。然而，基佐把“人自身的发展”仅仅视为脱离物质基础的“道德的发展”，就像施托尔希批评斯密只关注物质财富而要研究作为“文明要素”的“内在财富”。这些做法被马克思斥为“文明的空话”，因为他们把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对立起来。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同步展开、内在关联的同一个过程，因为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
从“资本文明面”到“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文明观的人学意蕴，不仅阐明人的发展与文明发展的内在关联，而且旨在开辟人类文明经由“资本文明面”而通往“文明新形态”的发展道路。对人的发展而言，资本主义文明仍然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马克思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要想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这就意味着，人们不能因为资本主义“敌视人”而停留在“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的浪漫主义想象之中。构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文明新形态，不仅要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更要扬弃资本主义的异化状态，“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首先，就人与物的关系而言，人的发展应当是驾驭物质条件的自主发展。明明是人创造了文明发展的各种条件，然而它们却反过来成为异于人的桎梏，“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这便是资本主义的“文明之谜”。所以，通往自由王国的首要条件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其次，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人的发展应当是普遍共享的共同发展。恩格斯指出，看似奴隶制在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不复存在，然而“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构成了“文明时代的基础”。这种剥削不仅是剩余价值和物质成果的剥削，而且是自由时间乃至发展空间的掠夺，后者构成了比物质再生产更重要的“社会关系再生产”。这意味着大多数人的向上流动空间和自由发展条件的沉沦。就此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人人共享发展成果，而且是人人共享发展机遇。
最后，就人与我的关系而言，人应当高度自由地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发展呈现出“身不由己”的状态，人被局限在分工体系之中，甚至被矮化为机器体系的一个“零件”。就此而言，人的发展样态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呈现为“君子不器”的状态，用马克思的话说，“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
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而言，“资本的文明面”既是人的发展的必要前提，也产生出种种限制。文明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对这种限制的扬弃过程。在此意义上，让“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作神圣的界限”，这便是当今时代要从哲学高度探讨马克思文明观的全部意义之所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济宁干部政德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