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余光丨历史学博士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自文字诞生以来，中华民族的阅读传统就从未断绝。几千年来，书籍的载体形态和制作方式几经革新，但人们的阅读习惯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然而，近十几年来，随着数字媒体的普及，传统的阅读习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方面，我们享受着数字阅读带来的便捷性，每个读者都可拥有近乎无限的文本;另一方面，因阅读方式变革导致的阅读碎片化、表层化，也让人们的阅读行为广受诟病。数字阅读时代，读什么? 怎么读? 仍是读者面临的难题。在我多年的教学和阅读推广实践中，总有不少家长和青少年读者向我提问，咨询如何读书，特别是如何阅读古代经典方面的问题。可见，载体形态、文本存储和获取方式的变革，会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但是，阅读活动的核心——人们的阅读体验，古今中外是有相通之处的。这种阅读体验，包括人们读书时获得的人生感悟，读书经验和方法的总结，读书环境的营造等等诸端，既是阅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对当下的阅读推广工作具有借鉴意义。这是阅读史研究的现实价值。
从学术的角度出发，传统的历史研究较为关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对人类心智的发展甚少涉及，比如我们今天读到的明史著作，大多是以明朝的经济发展为中心展开论述的，而于明朝人读什么书，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却着墨甚少。另一方面，一部阅读史就是一部文明史，一部人类对人生理解的历史。
世界各个地区的阅读史既有共性，更有其特殊性，都是人类阅读史上的华彩乐章。作为一个阅读传统从未断绝的文明古国，中国阅读史理应在人类阅读史上占据相当的分量，但是，现实情况却不令人乐观。在畅销世界各国的阅读史著作《阅读的历史》(新西兰·费希尔)、《阅读史》(加拿大·曼古埃尔)等书中，关于中国阅读史的章节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甚至于迄今为止，尚无一部中国阅读通史著作出现。这无疑是令人十分心痛的，任何一位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都不能不对此有所触动。重视本国阅读史的研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阅读史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体现了学术生长的内在动力。这是阅读史研究的学术价值。
无独有偶，自 2014 年起，“倡导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社会”的文化战略被多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说明重视阅读不仅是学界共识，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历史研究的终极价值在于关照现实。那么，中国阅读史研究与建设“书香社会”之间是否有关联呢?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所谓中国的阅读传统，是在一代代读书人的传承中产生的，延绵千载而不绝。但是，这种文化传统到了 20 世纪中后期，遭到了彻底地颠覆，文化的传承因此中断。重新建立中国文化自信，是我们“书香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
第二，中国人重古训，追先法，流传至今的经典著作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经典不仅赋予读者人格力量，更是通过个体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产生着巨大影响。建设“书香中国”不仅仅要强调读书，更强调通过读书重塑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而重塑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是不可能和古代经典文化隔绝的。
第三，经典阅读是我们对传统的一种极度尊崇，它能让我们远离消费主义和平庸主义的污染，能让经典内化成为我们教养的一部分。继承以经典阅读为核心的阅读传统和阅读精神，让阅读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书香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
正是认识到阅读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及其对全民阅读的促进作用，我从很早就开始关注阅读史研究的相关话题。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主编的《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一书 ，从读者解释与评论的角度，梳理了 30 本经典著作是如何通过人们的阅读和传播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自此以后，阅读的历史及其影响，成为了我长期关注的领域。值得欣慰的是，多年以来，出于对读书的共同爱好，我们以书为媒，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就阅读史和阅读文化展开广泛地探讨，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持编纂出版的成果有《书与阅读文库》、《中国阅读报告》丛书第一辑与第二辑。我本人主持及同道合作出版的成果有:《中国读书大辞典》、《中国阅读大辞典》等工具书;《读书四观》、《塑造中华文明的 200 本书》、《中国读者理想藏书》、《读好书文库》、《中国名著导读》、《书海导航》、《中国名人读书生涯》、《世纪阅读文库》、《读书随记》、《阅读，与经典同行》等阅读系列读物。
在这些前期工作进行的同时，2000 年左右，我提出了编纂《中国阅读通史》的想法。经过与同行、学生的多次讨论，大家对中国阅读史的构建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设想，就阅读史与阅读文化、国内外阅读史的研究现状及如何建设中国阅读史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在2001 年发表的《关于阅读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我对中国阅读史资料、阅读的内涵、阅读的时代变迁、中国阅读的传统、书籍的力量与象征意义等问题展开了初步讨论。2004 年在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由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苏州大学等院校的相关研究者共同参与的《中国阅读通史》编撰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 。
经过 10 余年的努力，十卷本《中国阅读通史》即将于年内与读者见面。中国阅读尚无专史的局面有望至此终结。司马迁云:述往事，思来者。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期盼未来阅读史的研究更加辉煌。通过对中国阅读历史的叙述，我们希望未来的中国，是一个书香的中国。
经过 20 余年的探索，我国阅读史的研究者逐步增多，一批年青的研究者渐渐成长起来。2016 年 4月，在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第三届阅读推广委员会正式增设了阅读史研究专业委员会，挂靠在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为有志于阅读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开展相关问题讨论、推动相关理论研究搭建了一个合作和交流的平台，标志着阅读史和阅读文化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同年 7月，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史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承办的“阅读传统与书香中国建设研讨会”在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召开。会议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40 余位在阅读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专家及年轻学者，围绕阅读传统与“书香中国”建设主题展开讨论。具体议题包括:阅读传统与“书香中国”建设之间的关系;阅读传统在“书香中国”建设中的作用;阅读史与阅读理论研究的方法与内容;阅读传统在阅读推广活动中的应用等。
阅读史的总结，一方面是要再现五千年文明史中最辉煌、最精彩的一个章节———读书。我国有关其他文明史的专题很多，比如建筑史、科技史等，但阅读作为一大现象则没有专门史。讨论历史其实是讨论一个民族的成长，那什么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成长，我认为最主要的标志是一个民族知识的增长，阅读就是最大的体现。比如，研究15世纪的中国人读过哪些书，就大约能了解当时的中国人的知识水准。如果拿有关15世纪的法国人读哪些书的研究来对比，就能形成一些观点。但在中国，这样的研究几乎就没有。近10年来，商务印书馆出了两部有关阅读史的书，一部是加拿大作家曼戈尔所著的《阅读史》，另一部是新西兰学者费歇尔的名为“阅读史”的著作，这两部书的定位都是世界阅读史，但由于作者本人文化视野的局限性，无论从写作思路还是写作方式上都还是以介绍西方阅读史为主体，对东方、对中国的阅读史研究存在诸多不足。
梳理中国阅读史研究之现状，无疑是令我们欣喜的，通过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多的同行开始注意到中国阅读史这个宏大的研究领域，并投入到相关议题的讨论中去，阅读史研究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局面。回顾过去的研究可以发现，虽然我们已在中外阅读史研究现状、中国阅读史整体脉络的梳理，阅读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有大片亟待开拓的处女地，如阅读史发展的阶段性与阅读文化发展的区域性;社会环境、意识形态、教育、宗教、出版等因素对阅读史的影响;经典阅读史、区域阅读史、民族阅读史、个人阅读史等，等待着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去开垦和发掘。
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众位师长的扶助，一门学科的发展需要来自方方面面的关注。阅读史研究从涓涓细流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凝聚了研究者的智慧，也离不开关心阅读史研究的同仁的帮助。在“阅读传统与书香中国建设研讨会”之后，《高校图书馆工作》编辑部的刘平博士向我提出创办“阅读史研究”专栏的想法。这一专栏在我国图情期刊中尚属首创，在学术风气略显浮躁的今天，能够坚持人文底蕴，支持基础研究，足见该刊一贯坚持的学术精神。在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史研究专业委员会的主持下，经过半年多的筹备，“阅读史研究”专栏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
首期的五篇文章，一篇是阅读学研究专家曾祥芹先生的“世界阅读史上的奇观”，阐释了《论语》古今流传的阅读简史;一篇从宏观角度讨论了中国阅读史研究与“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国家文化战略之间的关系，揭示了阅读史研究的理论和现实价值;一篇从大学课堂出发，回顾了中外高校通识教育的发展脉络和课堂模式，并结合作者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在大学课堂开展经典阅读教育的课程体系设计;一篇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梳理了“经典”内涵的变迁及时代影响;一篇是针对书籍流通的重要一环——书肆起源问题的考证，五篇文章很好地体现了本专栏的宗旨，既欢迎作者就阅读史研究中的诸多理论问题发表看法;也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从中国阅读史中总结经验方法，讨论将其运用到阅读推广工作中去的途径;既可以是对史实或者某一具体问题的考证;也可以是对中国阅读史现象和经验的系统梳理。值此专栏创办之际，我谨以一个阅读史研究者的身份衷心地表示感激和祝贺。希望以此为契机，促进中国阅读史的研究，为学术进步、社会发展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成果。
文章来源：阅读三十人论坛
